别拿“写意”当高帽子戴

原标题：滥用的“写意”

当前，“写意”这一中国画领域的专业词语经常出现在其他艺术门类中，甚至与艺术并不相关的领域当中。放眼当今艺坛，雕塑冠以“写意雕塑”之名;油画也在强调对“写意性”的研究;当代艺术展览常以“写意”作为主题;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家居品牌“写意空间”……与此同时，与众多品类“写意”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却是中国写意画的颓势。

曾几何时人们认为，写意即为“中国写意画”的简称，它只是中国画的一个类别，并且一直在中国画发展中占有主流地位。然而，今天这一艺术形式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：在普通公众对中国画的认知中，写意画是受众面极大的一个门类，从少年宫到老年大学，似乎人人都在画写意画;而在学术研究与创作机构中，从事写意画创作与研究的专业人员却十分匮乏。在当前主流的官方美展中，优秀的写意画作品也是少之又少。普及层面很广，优秀的很少，这就使得美术界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：原先本应该是“写意”的不再“写意”了，而原本与“写意”无关的却变得“写意”起来。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。

笔者认为，关于“滥用的写意”这一现象的讨论，首先还是要回到中国画领域，从分析“写意”的基本含义入手。一直以来，“写意”都是以技法形态的概念存在于中国画领域中的。清人张庚在《国朝画征录》中明确论述了花鸟画的三种技法形态：“花鸟有三派：一为钩染，一为没骨，一为写意。”这是对花鸟画技法的阐释，基本含义与今天的认识相同，技法分类也与现在相近：钩染与今天的工笔相对应，对写意的论述也可与相关的艺术家以及传世作品互相印证。由此可见，写意技法的渊源很悠久，其技法的传承与演进具有历史的递进关系。在古代画论中对于写意技法的论述，亦有明确的界定。方薰《山静居画论》中说：“世以画蔬果花草随手点簇者谓之写意，细笔钩染者谓之写生。以意乃随意为之，生乃像生肖物。不知古人写生即写物之生意，初非两称也，工细点簇，画法虽殊，物理一也。”

所以，要理解中国画中的“写意”，必须厘清作为技法层面的“写意”与作为观念层面的“写意”之间的关系。在笔者看来，“写意”在中国画中具有形式与内涵相统一的基本特征，作为技法的“写意”必然带有“写意”的观念与精神。这也是目前中国写意画的症结所在——将技法与观念割裂开来。在当前以技法界定的中国画写意画科中，由于其突出的程式化特征，往往使创作者忽视了对写意精神的探究，而流于对原有图式特征的模拟，写意技法并不能传达相应的观念与精神，这就是当下写意画创作面临的困境。

“写意”要充分体现艺术形象的典型性，于是画家主观上的思考与处理就变得尤为重要，需要长期的反复推敲，使其凝练。齐白石一生变法，擅长画虾，每天对其观察思考，由此所画游虾形象逐步简化，以求单纯;八大山人画鸟多有变形，其中夸张变化的过程，既是客观物象与主观精神世界寻求一致的过程，也是写意语言锤炼与概括的过程。

其次，中国画中的“写意”具有强烈的表现性，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往往被寄托于笔墨之中。徐渭画葡萄、石榴，在纵笔疾书、墨花飞溅中宣泄自己对现实强烈的不满和对自我、对人生的哀叹。徐渭在杂花卷中，用清丽的红色随意点出几朵杏花，以石块半掩来表现“杏花虽是无情物，遮却腰身怕见人”的情致。而且，写意性线条的起承转合、点的大小结合等等产生的节奏韵律也会体现作者的情绪与状态。正是这点，“写意”才具有直抒胸臆的表现能力。

最后，中国画中的“写意”所呈现的是画家的人品。画家主观精神境界决定着画面的气息与格调，画家的人格、学识、修养皆归融于笔墨。“笔性墨情，皆以人之性情为本”，几乎所有中国画家都强调人的主观境界的提高，强调人品的提高。这样，“写意”承载了从技法到传情达意的多重作用，这也是中国写意画的高度与难度所在。

中国画中的“写意”本身就具备从技法到观念的不同含义，一直以来，存在于中国画中的“写意”是将技法与观念高度统一在一起的，当“写意”运用到其他领域时，也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。对于中国写意画家来说，需要从技法到观念的全面修养，才能让真正传承千年的艺术重现辉煌。对于其他艺术门类来说，只有拿出能经得起推敲的作品，而不是拿“写意”当做高帽子来戴，这样的“写意”才不是滥用。

(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)

（责任编辑：胡莹）